國資退出的學問
目前，國企改革轉入到一個更加艱難但又更加逼近全勝終局的攻堅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國企改革的運行脈絡越來越清晰，主要為兩條：一是在宏觀范疇內繼續強力推進以存量為主的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二是在微觀主體上穩健而又積極地加快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與創新。
由于宏觀范疇的戰略性調整同樣也不可能脫離企業微觀主體的市場進退變化以及資產消長變化等，因此，從布局與結構的角度來看，所謂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事實上已在而且必將進一步從企業、資產與經濟這三個相關層面著力展開，并抵達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直至全面實現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基本目標。
企業層面：多元構建
我國企業的組織形態、所有制結構等均將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體制，進一步形成多元化的有序格局，其中尤其要以股份制企業、混合經濟型企業為主體。而對國有企業而言，一個緊迫的任務就是要繼續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為方向，加快有序退出，不僅對那些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無市場前景、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大中型企業)要依法破產、關閉或解散，實行“自然退出”，而且即使是目前盈利表現尚好的國有企業，也要分門別類，區別輕重緩急，從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以產權重組作為突破口，使其中相當一部分實行“戰略退出”。
國有企業為何在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直觀地主要表現為大大縮減其數量空間(即有序退出)？一是因為其制度安排決定了在轉向市場經濟后，必然競爭乏力(除非依然有壟斷保護)，難以解開其低效率的消耗性死結。因而也難以使設立之初國家大額或巨額資本投入所形成的規模優勢持續性地最大化，相反則普遍呈走衰態勢(除非依然有政府不斷“輸血”)；二是因為量大面廣的國有企業數量規模，為我國有限的財政實力難以長期承受，任由繼續原封不動地大量存在，或者搞數量規模擴張，會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三是因為大量存在國有企業會導致監管成本過高，而監管不到位，又會嚴重滋生腐敗。
資產層面：戰略集中
如果說在企業層面上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下一步要更多地學會“退出”，那么在資產層面上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則應更多地學會“集中”。最近，國務院國資委規劃局從出資者代表的角度也提出了“四個集中”：一是向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二是向技術先進、結構合理、機制靈活、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三是國有資本要向有市場競爭力的優勢行業集中；四是國有資本要向中央企業主業集中。
資產層面上的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其核心任務是盤活資產，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率，并全面搭建交易平臺使之流轉順暢，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內就應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認真清產核資，厘清產權屬性；二是明晰各類產權主體的權利與責任；三是加快建立并完善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包括明確產權轉讓的約束條件等；四是建立和完善各級各類產權交易市場和產權流轉機制，防止資產處置等方面的非市場化行為。
應當看到，目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最大變化是國有經濟的基本存在形式正在從“國有企業”轉變為“國有資本”，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管資產的政策和管企業的政策不斷分離。新設立的各級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要把著力點從“管企業”轉到“管資產”上來，并通過戰略性調整來實現國有資產的優化配置；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國有資產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將資本周轉次數與流轉速度作為重要指標的考核體系，形成能夠有序制衡的、可靠的、穩定的公司治理結構，并致力培養和選拔合格的出資者代表以及積極培育職業經理人市場。同時，還要繼續探索構建國有資本的運營體系，賦予地方國資委較為充分的出資者權力，此外，還要進一步明確國有資產授權機構的職責職權，充分發揮其在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本轉讓流動和重組中的積極作用。
經濟層面：實現最高利益
在布局與結構方面，戰略性調整今后不應是強調或強化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競爭關系，而應是有助于突出兩者之間的不同優勢并構筑和加強其互補關系，以共同服從真正能夠造福于全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國民經濟這一最高利益、整體利益。這實際上也是“退出”與“集中”并舉、“縮減”與“擴張”并舉、“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并舉，其作用點始終直接關乎整個國民經濟的布局調整與結構優化。
經濟層面上的戰略性調整更能顯示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宏觀性質以及全局意義。國有經濟在布局與結構上的戰略性調整在相當程度上也決定著非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布局與結構優化調整中的職能、價值與作用。因此，搞好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也就相輔相成地推進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這是國有經濟在今天這個特定轉型期的應有襟懷與貢獻。而當前要積極推進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全面落實國民待遇原則。要加快清理直至廢除那些限制非國有經濟發展的落后制度與政策法規，凡鼓勵外商進入的領域均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特別要在推進電力、鐵路、民航、水利、通信等壟斷行業改革的同時，大力引進非國有資本，并鼓勵其進入公用事業，將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行業成為非國有經濟的覆蓋主體。此外，還應采取多種措施盡快降低為非國有企業設立的各種門檻，營造有利于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社會氛圍和公開、平等的要素使用環境。當前，尤其要注意消除在資本、土地、金融和人才等市場上對非國有經濟包括非國有資產與非國有企業的歧視性待遇。
從企業層面、資產層面、經濟層面這三個逐步嬗遞、相互影響的重要環節上討論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有助于我們更為扎實地看清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基本任務與豐富內涵，看清國企改革已進入以產權重組與突破為核心環節的根本轉折期。
從我們的相關調研及其了解到的實際運行情況來看，為了更加健康地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還應格外注意防止如下幾種傾向。一是簡單化傾向：把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簡單地理解為“一退了之”甚至是“一賣了之”等；二是絕對化傾向：即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國有企業都必須完全退出或者迅速退出，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三是短期化傾向：也就是說只有在正確可行的競爭力戰略及其他發展戰略的覆蓋下，輔業改制乃至整體改制以及產業定位、產品開發、市場份額的謀取等才會獲得戰略羅盤的指引，不至于搞短期行為，從而使戰略性調整真正到位；四是淺表化傾向：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最重要的是必須有更為深刻、厚實的理論裝備和學術支持，而目前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包括“退出”與“集中”等問題以及為不斷深化的改革與發展實踐所期許的理論創新研究，往往沒有深入下去。（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王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