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未來的穩健增長和常態化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不到兩千字的公告中，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強調“高度重視經濟下行壓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

投資刺激又重來

預計2015年要完成7%的GDP目標，基建投資增速至少要達到25%，規模達到14萬億，這意味著后三個季度的基建投資將較一季度明顯回升。其中“鐵公基”和水利環保是主要增長點。預計2015年交通運輸投資達5.6萬億，增速為30%，其中鐵路投資1.1萬億、公路投資3.3萬億。水利環保和公共設施5.7萬億，增速約為25%，其中水利投資約為7500億-8000億，環保300億，相應的公共設施投資為4.6萬億。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約2.6萬億，電力熱力為1.9萬億，燃氣為3000億，水生產和供應為3400億。 事實上，基建對于經濟體是十分重要的，投資基建，可以促進制造、服務和貿易發展。新的基建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和創造經濟機會以消弭所得不平均。所以古往今來，每到經濟發展路途坎坷、成長受到窒礙，投資基建以拉動復蘇，就變成可靠的選擇，尤其是無奈中的希望。

目前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緩慢增長時代，其特點是很多經濟體陷于中速增長，同時面臨低通脹和低波動的局面。在此階段，各大經濟體都在進行結構性改革，并以審慎政策保證經濟平穩。

對中國而言，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出口、投資)中，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沒有出臺，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難以在短期內顯著提升，消費增速短期內仍將難有顯著改善;而歐元區經濟復蘇前景依然暗淡，日本經濟再現衰退，中國的出口形勢依然難言樂觀。

在這種情況下，不斷“微刺激”的投資就成為政策制定方的不二選項。固定資產投資之中，制造業投資低迷已久，地產投資在2014年加速下行且今年也無法好轉，能夠寄予厚望的就只剩基礎設施投資一項。從中長期看，隨著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行以及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提高，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至適當區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縱觀2015年，改革紅利釋放、基礎設施投資支撐、服務業投資發展壯大將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穩定增長的有利因素。

實際上，可以這樣說，當前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可在相當程度上抵消房地產投資疲弱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城鎮化進程仍處在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城鎮化建設將催生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糧食倉儲設施，高速鐵路、機場、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地下管網、軌道交通等公共設施，以及養老、教育、醫療等公用事業設施，仍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因此，基建投資從長遠來看也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一直以來，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角，但不能忽視的是，這種增長模式會帶來一些問題。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出臺了4萬億投資計劃來拉動經濟增長，但這種依靠基建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沉疴不少，忽視了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日后通脹、銀行還賬以及財政支出加大等問題，需要我們及時總結與反思。

本輪投資充滿新意

從十八大以來基建的思路上看，有和過去類似的地方，依然是搞“區域振興”，核心的就是一帶一路、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尤其是一帶一路，內外聯動。但與2008年基建拉動經濟有很大不同。當時在項目選擇上，諸多項目是為穩定信心臨時上馬的，具有盲目性。本輪刺激計劃有很多項目儲備，而且更加傾向于節能減排與民生工程，只需加快審批便可既穩增長，又調結構。同時更充滿新意，一是更加注重“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基礎設施投資，二是融資方式上更加依賴社會資本，通過PPP和城鎮化基金彌補資金缺口。

展望未來，二三季度經濟仍有內生下行壓力。首先，盡管貨幣寬松，但貨幣政策機制傳導不暢，實際利率依然高企，私營部門很難有內生的資本開支動力。其次，盡管支持地產政策頻出，房地產銷售也似有回暖，但可持續性尚待觀察，高企的待售和在建面積意味著房企短期內還將繼續去庫存，投資反彈至少也得在今年三季度以后。再次，過去房地產和基建繁榮留存的過剩的重工業產能將長期面臨去化壓力，進而制約資本開支。最后，制約出口的實際有效匯率攀升、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全球貿易再平衡等內外部因素短期不會有改變。

從長期來看，最終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是要轉到消費，這將牽涉到一系列改革，如城市化、收入分配和服務業發展，也將決定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此，必須警惕的是，不能讓本屬“托底措施”的政策被高度依賴。穩增長不能重現4萬億強刺激的投資計劃，相反，應更加重視投資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撬動作用，未來投資方向應主要放在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環保以及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投資上，中央和地方要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切實貫徹落實“新非公三十六條”及各部門出臺的42個細則，放寬壟斷部門的準入門檻，同時逐步改變民間資本收益預期，創造民間投資需求。完善公共事業價格政策，調動民間資本參與投資經營的積極性。

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到4776億元，但政府不唱“獨角戲”，要更大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更多領域。

而這也正是本輪基建投資刺激與4萬億最大的不同之處。

事實上，相關引資政策接二連三。2014年11月底，國務院印發《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即民資39條)，鼓勵民資參與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建設。

在那之后，圍繞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政策文件接連出臺。2014年末，財政部發布《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2015年1月19日，該部又發布《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管理工作的通知》，并附《PPP項目合同指南(試行)》，發改委則發布了《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試圖為民資進入掃清政策障礙，增強民資進入信心。

同一時期，發改委還放開了24項商品和服務價格，包括民航貨運價格、部分民航客運價格、部分鐵路運輸價格等，鐵總則放開了城際鐵路、市域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和支線鐵路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以吸引民資。

可以說，投資主體的轉換在很大程度上將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穩健增長和常態化增長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