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兩次罷工
在 《有感于美國皇帝和海螺共和國》一文中，我想表明的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的輕松與寬容，而這種輕松的根基其實是制度本身的穩固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體制性自信。當然，這不是說對所有的事情都應當以輕松的態度來對待，比如遇到像9·11那樣的事情，哪個社會也輕松不起來。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像9·11那樣的事情畢竟少而又少。
于是，就又想起去年下半年發生的兩件事情。一次是始于9月24日的美國通用旗下7.3萬員工的全國性罷工。另一次是11月14日起開始的法國公交、鐵路、電力、煤氣、歌劇院和公務員的全員大罷工。這兩次罷工早都以和緩的方式結束了，但其間的一些事情還是值得人們玩味和思考的。
罷工在我們的語境中是一個很敏感的詞。大罷工，而且是全國性大罷工，一接觸到這樣的字眼的時候，我們往往不禁心頭一緊：這樣的大罷工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的損失將會是何等巨大？如果一個行業或者一些行業的人舉行罷工，其他行業的人也爭相效法，如此蔓延，局面失控怎么辦？罷工者的要求得不到滿足，罷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收不了場怎么辦？還有，在這樣大的罷工中，如果出現大規模打砸搶的暴力事件怎么辦？更進一步說，按照我們所習慣的論證邏輯，最后的結果要是天下大亂怎么辦？
事實表明，雖然說其中有些擔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而且有的現象也確實發生了，但盡管如此，上面的擔心從總體來說算是一種對罷工現象很陌生的局外人的杞人憂天。
罷工會給經濟社會生活造成損失，這幾乎是必然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損失”是罷工這種抗議形式本身就包含的因素，正因為會造成損失，罷工才會有威懾力。從實際情況來看，上述兩次罷工所造成的損失甚至都可以用相當嚴重來形容。美國的罷工主要是發生在通用汽車，而且由于是發生在非公用部門，對整個社會生活影響不大。但盡管如此，有機構估計，此次罷工給通用帶來的營運利潤損失仍達每天7000萬美元。而法國的罷工，則主要是發生在公用部門，所造成的影響和損失無疑要大得多。據當時的估計，工潮給法國造成約每日4億歐元的經濟損失。在罷工期間，包括巴黎在內的大部分地鐵、巴士和火車服務暫停，全國鐵路交通瀕臨癱瘓。
由此也就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罷工對經濟社會生活造成影響和損失幾乎是必然的，有時這種損失還會達到很嚴重的程度，那么為什么不在法律上對罷工這樣的行為加以制止？為什么社會還會容忍這種行為？道理其實很簡單，這些罷工是在社會中形成利益均衡的一種必要機制。盡管有些罷工是針對政府的，但大多數罷工是針對資方的。一般地說，在勞資關系中，資強勞弱幾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因此，如果不賦予勞方包括罷工在內的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合法權利，勞資雙方的關系和力量就很難處于一種相對均衡的狀態。而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利益關系嚴重失衡，其引起的負面效果，可能要遠比幾次罷工造成的損失更大。正因為如此，罷工權被國際社會視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許多國家的做法不是禁止罷工，而是用法律的形式對罷工加以規范。
在法國罷工期間，我們最不能容忍的打砸搶事件也出現了。在巴黎至里昂間高速鐵路軌道上，甚至有人打出“有組織破壞性戰役”的橫幅標語，縱火焚燒電纜和信號裝置，造成該線路列車晚點3個多小時。此外，占據大學抗議改革的激進學生，更聲言會占據火車站，聲援工人。但總體來說，在有關法律規范越來越完善的今天，在合法抗議中，這種暴力行為已經越來越少見了，更難得到其他人的響應。法國罷工中打砸搶事件發生后，罷工的組織者極力與之劃清界限，組織罷工的鐵路工會明確對這種行為予以譴責，并稱這種故意的破壞行為是 “怯懦的表現”。其實，在現代社會中，罷工越來越顯露出輕松的一面，有了越來越多的表演性。瀏覽媒體上有關美國罷工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罷工者的表情，平靜而輕松。不僅在協議達成罷工結束時罷工者臉上露出輕松的微笑，就是在罷工開始和進行中，至少也看不到劍拔弩張的場面。這與我們在歷史老照片上看到的罷工場面，有著相當大的差別。
當然，最基本的時代背景是不同的。過去的罷工是發生在物質匱乏、人們還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背景下；而今天，歐美早已進入豐裕社會，問題已經不是生存而是改善。衣食無憂是造就輕松的基本條件。但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兩個因素是我們需要加以注意的。其一，罷工的經濟與福利性質。無論是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工，還是這次法國的大罷工，所涉及的都是福利待遇等具體的利益問題。而各國關于罷工的立法幾乎都規定，合法的罷工要與具體的利益要求相聯系。如法國的法律就規定，合法的罷工必須是具有未滿足的職業性主張和要求，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要求雇主履行義務、反對集體裁員等等。豐裕條件下對具體經濟與福利目標的要求，本身是比較理性和有限度的。這與此前帶有很強政治性的罷工是明顯不同的。其二，罷工工人的保障。在歐美，工會和相關制度的健全，保證了罷工者的退路。《紐約時報》報道說，UAW（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如今擁有一項將近9億美元的罷工基金。如果屬于聯合會的汽車企業員工舉行罷工，UAW會向他們支付每人每周200美元，以彌補罷工對員工造成的經濟損失。這個保障避免了罷工的不可逆轉的對抗性。
這當中尤為重要的是，罷工雖然是一種具有較高強度的抗議行為，而且這次法國罷工的抗議對象恰恰是政府，但這種抗議實際上是在社會已經規定好了的模式中進行的。一時之間好像劍拔弩張，但這種劍拔弩張實際上是一種有規則的對峙，一種有控制的沖突，一種目標有限的博弈。換言之，這種沖突是在社會設立好了的管道中進行的。這個模式就是相關的法律安排。只有當一個社會完全缺少由法律設定的管道的時候，罷工才成為一種失控的現象。但這與其說是由于罷工本身，不如說是由于法律的缺陷。
還有一點應當提及的是，在罷工事件中，在場的似乎只有罷工者和抗議的對象雙方，但實際上在場的不僅是這兩方面。在對抗資方的罷工中，還有政府和社會中民眾的存在。在針對政府的罷工中，還有社會中其他民眾的存在。這些他方因素，也是使得罷工能夠保持在健康軌道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法國的罷工僵持不下的時候，一次重要的民意調查顯示，多數法國民眾仍然支持總統薩科齊的改革計劃。法國《費加羅報》最新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薩科齊在與鐵路工會的對陣中贏得了民心。68%的受訪者認為罷工“不合理”，69%的受訪者希望政府 “不要屈從工會的要求”。公眾的態度對于打破僵局起著重要的作用。正由于有其他力量的存在，走極端、魚死網破成為不智的選擇。于是，就有了以妥協解決問題的空間。因此，無論是在最成功還是最失敗的罷工中，最后的解決往往都帶有妥協的因素，很少有全輸或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