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財政政策恰逢其時

財政政策是否有“作為”，不能僅僅從對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影響來分析，還要從對整個經濟、社會結構和全面發展的作用來考察。首先要考慮如何避免政府財政的政策性操作成為經濟、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因素，其次才考慮是否要發揮財政政策的擴張或緊縮作用

中性財政政策的內涵應包括兩個方面：總量與結構。從總量上看，中性財政政策意味著財政政策的實施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既不擴張，也不緊縮，即對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不產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響。這表現在預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從結構上看，財政上實行“有保有控”，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進瓶頸、短缺部門的發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熱行業的發展，以減少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扭曲。

轉向中性的財政政策同時意味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即財政政策擴張力度的不斷弱化。從時間維度來觀察，不再擴張也是一種緊縮。對那些已經習慣于積極財政政策的人們來說，不發長期建設國債，不搞點赤字，恐怕就不算“正常”，逐步退出擴張性政策在心理上和行動上都會產生“緊縮效應”。因此，擴張也好，緊縮也罷，都是相對的。不過，我們是以財政平衡為衡量標準的，只要是趨向財政平衡，亦即赤字縮減、發債規模下降，就可以說財政政策趨向中性。

轉向中性財政政策是與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的。由于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長期未得到緩解，當前宏觀經濟出現了一種“摩擦性過熱”現象，雖然表現在局部，但有加劇和擴散的風險。當前的摩擦性過熱完全反映在投資方面，而投資的過快增長卻是政府與市場行為的疊加所致。要控制投資過快增長有兩種選擇：控制政府投資或控制市場投資。而市場投資的復蘇恰恰是我們多年來所希望的，在投資總量增長過快的情況下，我們自然偏向通過控制政府投資的增長來達到抑制社會投資總量的過快擴張。在這種情勢下，如果繼續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取向，不斷地擴張政府投資，就可能火上澆油，抵消當前政府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因此，減弱政府投資擴張的力度在當前十分必要。

再者，積極財政政策手段持續7年，期間僅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就達到9000億元之巨，累積的財政風險愈益加大，其可持續性愈益令人關注。最近憑證式國債發行出現“淡市”現象，表明擴張性政策日益接近極限，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排除爆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應當說，財政政策的“轉向”是順勢而為，恰逢其時。

至于說中性財政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的作用方向上，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都是一種“逆風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會總需求的大起大落引發宏觀經濟劇烈波動，以及由此導致的種種負面作用。中性財政政策則不是總量的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種結構性的導向型操作。

表面看來，轉向中性財政政策似乎是財政要“功成身退”，無為而治。財政政策是否有“作為”，不能僅僅從對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影響來分析，還要從對整個經濟、社會結構和全面發展的作用來考察；不能只是從擴張或緊縮這樣的干預措施來判斷，還要從財政避免自身成為經濟波動和社會失衡的助推器方面來討論。在邏輯次序上，我們首先要考慮如何避免政府財政的政策性操作成為經濟、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原因，其次才考慮是否要發揮財政政策的擴張或緊縮作用。財政對經濟、社會的干預應建立在“需要”和“有效”的基礎之上，弄不好，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可能反而幫倒忙，加劇了經濟波動和社會失衡。在此意義上，財政政策的“不作為”在一定條件下是需要的，反倒有助于市場機制的自然發育及其在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更有“作為”。

其實，財政政策的作為不僅僅是體現在擴張性上，而是表現在對經濟、社會的積極影響，只要是能對社會總供需平衡和經濟、社會結構優化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就可以判斷財政政策是有效的，有作為的。財政政策的作為應符合一定時期政府的宏觀目標(包括經濟、社會目標)，不能背道而馳。當前政府在經濟方面的目標不是防止速度下滑、拉動經濟增長，而是預防通貨膨脹，調整經濟結構，促進協調發展。面對新的目標和任務，如果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則會適得其反。

轉向中性的財政政策不但不是“不作為”，而是大有可為。在新形勢下，財政政策更多地體現“結構”的取向，發揮促進經濟、社會結構調整的積極作用。轉向中性的財政政策是“總量取向”的財政政策向“結構取向”的財政政策轉變，從單純注重經濟指標的財政政策轉向兼顧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財政政策。這種轉變將使財政政策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因素。